錢偉長走了。與曾經的費孝通、啟功、巴金、錢學森、吳冠中等科學或文化藝術大師們辭世時的情形一樣，人們在感念其畢生成就的同時，不免又紛紛感念起成就他們學業(yè)基礎的那段中國教育的傳奇。有論者感慨道：那批不可復得的大師，全是上世紀初民國教育的產兒；隨著他們的集體作別，人們才如夢初醒：原來他們已是絕響，原來他們竟那樣不可替代。
從一位位大師的成就回望民國時期的教育，確實令人稱奇。在那個戰(zhàn)亂頻仍、到處都難以安放一張平靜書桌的年代，為什么教育方面的成就偏偏如此輝煌？現在，從小學到大學，辦學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，社會成員對教育普遍重視，教育理論和經驗也積累了很多，但卻苦于培養(yǎng)不出大師級的人才。為什么會這樣？
近日幸會一位名校老校長。他說，積四十余年一線教學研究與管理之感悟，最終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：小到一個學生要想學習好，中到一名教師要想教好，大到一所學校要辦好，再到一個時代的教育整體上要出更高的成就，最最重要的，是“態(tài)度和信念”。有了端正的態(tài)度和堅定的信念，差的條件可以克服，好的方法能夠發(fā)現，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出來；而若反之，則條件再好都白搭，方法再巧都無用，教訓再多亦無助于改進提高。
仔細推敲一些案例，感覺此理確乎不虛。民國時期的教育之所以勝過當下，其秘訣或正在于“態(tài)度”這兩個字上。彼時特殊的國情，使無論辦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，基本上都有一個明確的態(tài)度和目標。論及個人，便以錢偉長為例，他本來中文歷史科目是強項，卻因國恥之故，執(zhí)意轉學物理，堅定的態(tài)度和明確的追求，成就了他的學業(yè)，也奠定了畢生的事業(yè)基礎。而論及學校，不妨以西南聯大為例，烽火連天中的顛沛輾轉，打亂了很多東西，卻始終沒有打亂學校的信念和師生的治學態(tài)度，在圖書和儀器設備都十分匱乏，甚至基本的生活條件也難以保障的條件下，該校卻培養(yǎng)出了一批在全國乃至世界聞名的杰出人才。
應該說，彼時學校的教育精神和人們的求學態(tài)度，乃由特殊時勢所激成，是時代所加給人們的強烈的屈辱感、使命感等，讓很多人獲得了動力，成就了輝煌。換言之，當時的教育成就，有相當多的促成因素在于教育之外。也許，時過境遷，教育發(fā)展已經很難再獲得那樣強大的外部激發(fā)力量。既往的傳統(tǒng)已難以再完整延續(xù)，這是需要承認和正視的。
不過還需要承認和正視的一點是，時下的教育，非但是沒有延續(xù)民國期間的教育傳統(tǒng)，還日呈反傳統(tǒng)之勢。當下無論是小學、中學還是大學當中，堅守教育信念者少了，辦教育并不是完全為了學生的發(fā)展，而往往是為了排名，為了收費，為了一己的名利。此風日漸之下教育成就往往只是體現在無效課題、水貨論文及名不副實的證書方面，泡沫越吹越大，迷失者越來越多，而人才越來越少。
